在东莞，“机器换人”其实早就开始了。大朗从2008年起掀起的数控织机潮就是其中典型。2009年底，大朗数控织机不足一万台，经过几年的推广，如今数控织机使用量已超过4万台，共节省人力20万人。
租赁经济是东莞基层村组发展一个较为普遍的模式。就在东莞机器换人如火如荼地吹响号角之时，基层却在担忧：如果企业都用机器把人换走了，村组社区的房子租给谁住？对此，东莞市机器人技术协会副会长罗百辉表示，机器换人将是一个长期、渐进的过程，其中并不意味着企业大规模减员，甚至还会催生新的就业创富机会，成为基层经济转型的一个机遇。更重要的是，单靠廉价劳动力和吃租分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机器换人与村组经济转型都时不我待，其中或许会有阵痛，但脚步一刻也不能迟疑。
罗百辉明确指出，机器换人是东莞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。机器换人将促进产业升级和人的升级，从而推动东莞整个城市的升级。只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伴生的社会问题需要未雨绸缪。政府在大力推动机器换人的同时，还要运用好和完善配套政策，进一步激发基层创新、创业、创富的激情，破除路径依赖，助推东莞成功转型升级。
人机的升级
机器换人不仅可以解放更多劳动力，还可以创造更多新的、附加值更高的岗位，如机器维修、研发、销售、培训等，这将促进东莞产业和工人同步升级。
38岁的陕西汉子戴朝智，看护着一人多高的自动包装机，机械手臂灵巧地将一摞重达几十斤的瓷砖打包，由码垛打托机器人垒起来，工友开动叉车将其运走偌大的车间里只有不到20名工人在看管机器。
东莞唯美陶瓷制造车间里，这样的一幕近日被媒体广泛报道。不久前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袁宝成曾在此做机器换人专题调研。
这样的现代化工厂，与我国制造业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似乎毫无关系。在东莞大多数工厂里，通常能见到成百上千名工人在流水线上埋头苦干。唯美陶瓷制造车间里，也曾经人满为患，两三百工人在车间里人工磨边抛光、捡砖打托。
变化发生在戴朝智被当做重劳力招进的2007年。当时，唯美陶瓷董事长黄建平出国考察后，从国外购买自动化设备，前前后后花了2亿多元，阶段性完成机器换人的生产转型，节约用工2200人。
推行自动化的时候，工人中存在不同的声音，有的担心文化低学不会，有的怕被机器取代了。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明确传达了厂里的意思：愿干体力活，有新厂和生产线可以安排岗位；愿意转型看机器，可以到唯美学校学习，简单、包会。唯美东莞厂区机器换人，做到了减员不裁员。
戴朝智和几个年轻的工友一起决定学操作机器。培训人员把操作规则都编成口诀，让他们熟读并实践，还不忘贴在机器上以供忘记时一看就会，出现问题按铃报告。
戴朝智清楚地感受到，转型后的工作轻松、体面：月薪从原来的3000多元涨到现在4000多元，加把劲还能上到5000元。新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，成了机器换人过程中最直接的受益者。
戴朝智的经历，只是东莞机器换人大潮中的一个缩影。机器换人直接带来的是城市人口素质的一次大提升。
机器设定一个程序，调节、维修等，也都是要人的。这些新岗位劳动者要具备一定的技能和文化知识，简而言之，就是把简单加工型的劳动者，变成技能技术型人才，即高端蓝领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厚街当前正在积极推进机器换人，该镇党委书记万卓培表示，以产业发展规律来看，使用新机器、新技术时，直接操作工人会减少，但研发、销售、服务、培训部门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加，对东莞而言，实现了产业升级与人的升级同步。随着人的升级，收入的增加，也会为当地消费作出更多贡献，对社会的转型升级发挥良性促进作用。
催生新业态
大朗推广数控织机过程中，从事数控织机生产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的企业或机构等形成了数控织机一条街，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
在东莞，机器换人其实早就开始了。大朗从2008年起掀起的数控织机潮就是其中典型。2009年底，大朗数控织机不足一万台，经过几年的推广，如今数控织机使用量已超过4万台，共节省人力20万人。
大朗镇的繁荣并没有因此有丝毫减退。一般来说，一台数控织机能顶6-8个人，一开始我们也担心：换人会不会使房租减少？要知道，巷头村80%的集体收入来自于物业出租。后来才发现，这个担心是多余的，你看看外面的商铺，哪一个是空的。素有天下毛织第一村的巷头社区居委会里，负责企业工厂的村委委员陈暖根说。
巷头居委会门外的大街上，两排商铺前车水马龙。今年41岁的刘传富租了其中的一间商铺。以前用人工手摇机拉拉扯扯，一天只能生产四五件，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看6-8台机，一天下来可以生产200多件，而且还没以前那么累。从工人变成老板的刘传富说。
2002年，刘传富从安徽到大朗巷头村，从杂工做起，十年间做到了工厂一个部门主管，工资也从每月450元涨到了6000元。这时，工厂里已经开始用数控织机，换下来的人，大多进入缝盘、后整等工序，这些工序正缺人手。
还有不少比刘传富更老资格的工友们，纷纷离厂单干：他们往往三五个人，凑点钱，买下十几台数控织机，租一个铺位，接大厂的订单做毛织加工。
发不了大财，但自己当老板，总比给别人打工强。2012年，动了心思的刘传富拿打工攒的十几万块钱和亲朋好友的借款，买了几台数控织机。亲朋好友全上阵，一年多下来，他的这个小作坊一年的人均收入比打工时翻了一番。现在买机器按揭的尾款差不多要还完了，之后就是净赚的了。刘传富盘算着在东莞买一套房子安家，他很庆幸这些数控织机让他创业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数控织机热也催生了另一种产业。驱车徜徉在平坦宽阔的银朗大道，道路两旁琳琅满目、鳞次栉比的数控织机大招牌依然分外抢眼，这里已成为华南地区数控织机的集散地。
跻身其中的金龙公司总经理周齐说，高峰期时这里有一百多家从事数控织机生产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的企业或机构，大朗银朗路数控织机一条街应运而生，短短几年就造就了数十名百万富翁。金龙在2012年在华南地区的收入超过一个亿，其中多数来自大朗。
大朗巷头的故事，印证了机器换人给基层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活力。事实上，租赁经济绝不是东莞村组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。凤岗镇雁田早在1988年就成立公司进行投资，近年来甚至走出东莞开展了多元化的投资业务。中堂镇潢涌走的则是一条自办企业之路，发达的集体经济造就了中国造纸名村之名。雁田和潢涌在发展过程中，从来不抗拒技术的升级，也不依赖人的数量的扩张，它们的繁荣和发展却从未中断。
机器换人不可能一蹴而就
机器不可能完全代替人，东莞机器换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按照有关部门统计，目前，大朗毛织行业已全部完成第一阶段的机器换人。而在周齐眼中，如果说毛纺自动化分三步走，现在大朗只走出第一步。
整个毛纺制造环节主要分为织片、缝盘、后整三大工序，后两个环节均未能完成自动化。数控织机只解决了织片环节自动化，即将原料织成一片片的材料。以往，织片需要9个工人，那么缝盘就得3个工人，后整再配2个，而现在，织片、缝盘和后整的工人配比是1：3：2.
目前，大朗缝盘工人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6000元，刘传富原先所在的工厂晶晖针织有限公司老板陈伟光，有时不得不花两百到三百一天的工资，请刘传富等人帮忙找临时工。一次，为赶货期，他甚至开出了一万五的月薪来招缝盘工人。
周齐认为，织片、缝盘、后整、质检、包装等多个环节，都可以实现智能工厂或无人车间运作，特别是缝盘很有希望机器换人。但目前，全自动的缝盘的机器仍旧太贵且效果不理想，得不到客户认可。
缝盘机也正在等待着一场国内的技术革命。周齐说。曾经，大朗的数控织机就得益于数控织机的国产化。在2004年后，便宜好用的国产数控织机开始大行其道。这之前，数控织机被德国和日本垄断，一台机器需要二三十万元，企业根本无力承担。
问题是从2004年国产化以来到现在，数控织机推广都用了10年，再到整个流水线全自动化，那该多久啊！周齐感叹。
机器换人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机器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人。比如我们引进了一个项目，叫黄金装备生产基地，一台机器，可以代替十几个人，但最后一个环节还是要人去做。万卓培说。
东莞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坦言，机器换人并非涉及全部企业、所有工序，有不少环节是机器做不了的。东莞还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，他们是就业的蓄水池，对于这些企业而言，机器换人还很遥远，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是一个长期过程。
转型升级的信心
机器换人无疑增强了企业扎根东莞就地转型升级的信心，为基层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。
其实，比起机器换人可能带来的工人减少，基层更应该关注的，是如何让企业扎根东莞，就地转型升级。随着劳动力廉价时代的结束，东莞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么搬迁内地甚至柬埔寨、缅甸，要么转型升级，例如自动化技术。周齐说。
在大朗毛纺机械行业打拼了十几年的周齐亲眼见证了毛纺产业转移：新世纪之初，民工荒在珠三角首次出现。一些港台大厂开始往周边省份布局，有的内地老板也开始将分厂开回家乡。一开始还只是广西、江西、湖南，算是500公里左右，三四个小时的生活圈内，到了2008年后，就开始转移到1000公里以外的湖北、安徽、河南等地了。
今年6月，东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全市机器换人行动计划。在外界看来，东莞此举将大大增加企业扎根东莞的信心。现在不是留不留得住人的问题，而是如何让企业扎根东莞发展的问题。
几年前，工人一个月连加班才2000多元，现在不加班一般普工起薪都到了3300元左右。每年春节后，陈伟光最头疼的就是听到工人跟他讨价还价：加300就回来！近三年来，他为此支付工人工资几乎每年上涨百分之十几，说到这里，陈伟光愁眉苦脸。现在，类似毛纺行业已经陷入工人青黄不接，年纪大的工人在缝盘时眼花手慢，而90后并不愿意进入这一行当。
唯美陶瓷相关人士则感到很庆幸，他们早就实现了自动化生产。现在，一些劳动强度高的岗位，工资开到七八千多都鲜有年轻人愿意做，但这一招工难题并没有给唯美造成太大的困扰。
有些产业，如果再不上机器的话，你说还有什么竞争优势？你除了提高人工工资，还有什么手段能吸引人家过来？面对市场消费的多元化发展，设计上很复杂，工艺上也很复杂，用人做不了的时候，就要用机器去做。万卓培说。
周齐说得更为直接：不管你习不习惯、愿不愿意，随着自动化设备价格下降，人工成本上升，二者总会让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机器换人，这是历史潮流。他伸出双手，将一手往下压，一手夸张地往上抬高。
学者们也早就看出了这一点。你不要抱怨工人难招，中国工人已经被廉价地使用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只不过是人口红利宣告结束。近日，在莞商学院一周年论坛上，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告诫台下企业家，在高速发展了30多年后，有些趋势企业必须学会接受。
他认为，流动人口大量集中于制造加工、餐饮服务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末端，无法成为未来东莞大城市人口集聚的主干。城市化需要的高层次、高技能人才比例过低，又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新一轮工业化。因此，有必要使换下来的工人加速成长为知识型生产者，奠定大城市人口基石，让机器换人成为倒逼东莞产业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。
机器换人配套政策
机器换人过程中，政府还应运用好和完善配套政策，进一步激发基层创新、创业、创富的激情，破除路径依赖，助推东莞成功转型升级。东莞市机器人技术协会副会长罗百辉认为，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对机器换人的担忧，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对租赁经济的路径依赖。发达的村组经济，曾是东莞最耀眼的名片。但辉煌的过去，形成的路径依赖，成为东莞村组经济转型升级的思维障碍。事实上，早在东莞吹响机器换人的号角之前，人口红利已经在逐步丧失，租赁经济早已难以为继。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东莞已经尝过了租赁经济带来的苦头，村组经济转型早已时不我待。
今年6月5日，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建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机器换人后，工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，随着工人的减少，可能对一些村组和村民的租赁收入产生影响。这种影响属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阵痛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们既不能因为有阵痛就停滞不前，同时也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、舒缓阵痛。
罗百辉指出，机器换人是东莞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。机器换人将促进产业升级和人的升级，从而推动东莞整个城市的升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基层也将享受到东莞转型升级带来的红利，而不仅仅是已然式微的人口红利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伴生的社会问题需要未雨绸缪。政府在大力推动机器换人的同时，还要运用好和完善配套政策，进一步激发基层创新、创业、创富的激情，破除路径依赖，助推东莞成功转型升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