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年，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，随后演变为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。 这场危机的结果是，美国金融泡沫破裂，直接导致美国两大驱动性产业———金融业和信息技术缺了半条腿。 美国意识到，仅仅依靠金融和互联网产业，难以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，因而必须找到一个让经济落地生根的产业。 在此背景下，2009年，美国政府提出了投资、税收和外贸向制造业倾斜的“再工业化战略”，意在重振制造业。 美国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，把远在另一大洲的德国惊出一身冷汗。作为全球制造业最强大的国家，德国当然不甘心自己的传统优势产业受到挑战，更不愿意永远跟在美国后面小跑。 怎么办?德国有两条道路可选择：一是物理方法，即在强化制造业的同时补金融和互联网这些短板。二是化学方法，即把三大产业相结合，互为推动。
德国政府非常清楚，如果采用物理方法，德国取胜的把握并不特别大。原因是，全世界最具创新意识的金融和信息技术人才大都聚集在美国，离开尖端人才谈何互联网和金融创新? 再说德国互联网产业与美国相比根本不是一个量级，要想赶上美国并不容易。如同德国电信副总裁莱昂贝格尔所言，假如汽车制造商不能掌握核心数据，那么谷歌就会成为赢家，云端平台和云包社区将使工厂沦为信息的附庸。 因此，只有化学方法才有超越美国的可能。在三大产业中，如何更好地选择相互粘结的产业呢? 显然，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，美国的试验已经受挫，因为互联网金融泡沫才刚刚破裂不久，德国没有必要再重复一次美国的“试验”。 而金融和制造业的结合，早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已随处可见。那么，最后也是最佳的结合就是互联网和先进的制造业。 于是，德国版的工业4.0就此应运而生。这一概念最早源于2011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。 随后，在德国工程院、西门子公司等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大力推动下，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于2013年将“工业4.0”项目纳入了《高技术战略2020》的十大未来项目中，计划投入2亿欧元资金，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。 工业4.0的灵魂是将互联网作为工具，服务于德国强大的制造业。这样奇妙的“化学结合”，催生出了一个“新物质”，这就是智能制造，即通过“智能工厂、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”。 把制造业进行跳跃式的升级，实现个性化生产和高效的批量生产，让消费者与制造者实现无缝链接，从而牢牢地把客户粘住。这充分地体现了德国特色，而且原汁原味。 德国工业4.0概念的提出，把美国刚提出的“制造业回归”战略远远地甩在了后面，它犹如一声春雷，炸醒了各国政府：德国工业4.0带来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。 于是，美国政府于2012年修正战略，正式发布了《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》，从此踏上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道路。 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，提出了具有各自特点的“工业4.0”计划，如日本的“科技工业联盟”、英国的“工业2050战略”和中国的“中国制造2025战略”。 与德国不同，美国版的“工业4.0”是在优势的互联网产业上进行制造延伸，例如谷歌公司生产谷歌眼镜、无人驾驶汽车;亚马逊制造电子阅读器KINDLE，现在正在完善多轴无人飞行器为快递服务;AUTODESK利用3D技术打印假肢;亿隆马斯克造纯电动车“特斯拉”、可回收火箭和制造“超级电池”;而苹果则推出了智能手表等。 美国“工业4.0”战略最关键的是6S工业系统，即SpaceAerospace(航天航空)、Semiconductor(半导体)、ShaleGase(页岩气)、SmartICTservice(智能化服务创值经济)、SiliconValleySprit(硅谷为代表的创新精神)和SustainableTalentPool(可持续人才资源)。 该战略力图在生产系统最基础的原料端(能源和材料)、工业产品的使用服务端(互联网技术和ICT服务)、以及不断由创新驱动的商业模式端，牢牢掌握住工业价值链当中价值含量最高的几个部分，从源头和价值的投放端确保其竞争力优势。 尽管美国有后来居上的趋势，但德国将会以其发达的制造业确保在未来的领先地位。紧跟其后的日本、英国和中国要想挤进第一方阵，关键是发挥独特优势、取长补短、鼓励创新。
